教師可以罷工嗎？
2010年5月1日，修正過後的勞動三法正式實施，教師的團結權與（部分的）集體協商權終於受到法律的保障；唯獨在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中，禁止教師罷工。自此以來，各地教師工會紛紛成立，發展出全教總與全教產兩個全國聯合工會，教師的團體協約則在風雨飄搖中前行[1]。而關於教師罷工權，2014年5月，勞動部延請各方研商，引起廣泛討論，同年勞動部亦委託政大法學院，作出〈我國教師爭議權之研究〉的報告[2]，風波之後，卻未獲得大眾關注。時隔三年，究竟教師可不可以罷工，值得再好好審視。
教師罷工的權利基礎
罷工是勞資爭議的最強烈的手段，也是其他勞工權利的堅強後盾[3]。〈我國教師爭議權之研究〉認為釋字373使「勞動三權」具備憲法位階的基本權利地位[4]，並爬梳中華民國簽訂的「國際勞工組織公約」以及國內法化的兩公約，對於爭議權的明文規保障。既然教師是受雇工作獲取工資者，當然不應被排除在外。[5]該報告言明：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禁止教師罷工，直接違反兩公約保障勞動三權的明文規範。
受教權與罷工的限制
事情當然沒有那麼單純，家長、教育主管，對教師擁有罷工權最大的疑慮，是對學生受教權的影響，如果教師罷工，孩子的學習怎麼辦？任何權利都不該無限上綱，罷工權也並非沒有限制[6]。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第8條中言明，除「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、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」外，不得限制工會職權的行使；即使在現行法規下，「影響大眾生命安全、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之事業」[7]如自來水、醫院等，都可以在勞資雙方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後罷工；保障教育自由，國家提供公平、妥善教育環境的「受教權」，搖身一變，成為「學生上課一天都不能少」之類的主張，橫架於基本人權之上，禁止教師罷工，實在有違比例原則。
教師角色與人權教育
教師爭取勞動基本權的阻力，究其根本，可能還是對於教師角色的想像。在法律上，隨著勞動三法的修正通過，肯認了教師的勞動身分，但許多人心中的教師圖像，仍偏向於「聖職教師」與「專門職教師」[8]，並以此反對教師擁有罷工權乃至勞動三權。儘管國內外都相當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，但專業角色並不全然地與勞動者角色互斥。專門職角色是從工作內容和工作者的特性來界定，勞動者角色則是由聘雇關係來立論。即便是從事高度專業工作的醫師、工程師等，都有罷工的權利，教師既是專業人員，也是勞心勞力的勞動者，其勞動權利不該受到禁絕。另一方面，過去教師被視為「聖人」，應該犧牲奉獻，為國家履行教育任務，因而享有較崇高的地位，卻也受到國家較嚴格的管控。這種定位，在教育民主化的趨勢中，實有檢討的必要。誠然，學生的學習權益是教師專業倫理的核心，無私的教育愛亦是教師的重要精神價值；但是教師的專業，並非以「技術理性」的教學，將一套「中立」的知識教給學生；教育之愛，也不是「服從與犧牲」的價值傳遞。教師應該是「轉化型知識份子」：對於社會現況進行反省與批判，投入轉化社會的不公，使學生認知到社會上的壓迫，成為批判思考者。[9] 台灣的學校，處在民主化轉型的階段，在「特別權力關係」逐漸被揚棄，學生的基本權利獲得重視，乃至於人權教育、勞動意識教育進入課程的同時，教師的勞動三權卻不受完整保障，豈不怪哉？教師實踐其勞動權，是對學生勞動意識的身教，也是對社會彰顯勞動者權益的示現。罷工永遠是最後手段，我們不希望教師步入必須罷工的境地，但當那天來臨，我們希望看到怎樣的「教育」？是抗顏為師，還是唯諾順服？又或者我們早已透過法律，扼殺了人權實踐的可能性？
教師圖像的轉變，需要更多的實踐與對話，但基本權的保障，卻永遠都不嫌早，教師的勞動權，是時候往前跟上了。
[1] 2015年，宜蘭縣教師工會與宜蘭縣立42所國中小學達成團體協約，遭到家長團體、校長協會反對，縣府拖延未予核定，勞動部於2016年裁決為不當勞動行為，縣長不服提起訴訟，至今仍在審理中。
[2] 林榮良主持（2013）。我國教師爭議權之研究。行政院勞動部委託研究報告（編號：PG10310-0032），未出版。
[3] 釋字373，大法官劉鐵錚，戴東雄之不同意見書：「勞動三權在概念上雖有分別，但在發揮實現其集體勞工之生存權及工作權之功能上，則絕不可分割而任缺其一，同為保障勞工生存，維護勞工權益之有力憑藉。不透過團結權即無以行使團體交涉權；無團體交涉權，爭議權即無著力之點。如果勞動者只有團結權，而無團體交涉權與爭議權，則工會組織與勞工之其他聯誼性組織，將無所區別，豈不盡失其為生存權之重大意義！又如何企盼其獲致其合理之權益？」
[4] 關於勞動三權的憲法基礎，學者有不同立論，但大都同意其屬憲法保障範圍。
[5] 註2，頁5
[6] 這裡說的是基本權利的限制，關於合法罷工在現行法律下的限制條件，可參考〈「罷工不用上班好像很爽？」6個QA告訴你——在台灣合法罷工到底有難〉（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feature/chinaairline-strike/42789）
[7] 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第54條
[8]聖職教師、勞動者教師、專門職教師，是日本學者探討戰後日本教師角色的三種較師論。見於：
尤麗秋（2009）。我國教師罷教權可行性之研究（未出版之碩士論文）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，臺北市。頁38-39。
[9] 「轉化行知識份子」由美國教育學者Henry Giroux提出，本文中對其意義之摘述取自：
方永泉（1999）。教師作為一種轉化的知識份子─教育史角度的考察。暨大學報，3(1)，99-126。
